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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红：应鼓励女性题材电影创作交流******

　　中新网北京11月6日电 (马海燕 门睿)“从我自己的角度讲，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时代变迁，我的女性意识形成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谈及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李少红近日做客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时表示，应该鼓励女性视角的现实题材作品，鼓励包括女性题材在内的中外现实题材电影展开交流。

　　李少红曾于1995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当时被外国参会者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中国有多少女导演。她说，那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时觉得很奇怪，因为在中国这不是什么问题，光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有20多个女导演。

　　李少红表示，一直以来，中国对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很多政策性鼓励。中国有句口号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某种程度上让妇女有平等工作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让性别差异意识降到最低。

　　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李少红开始思考作为个体，女性的优势和创造力在哪。“这不应该是别人给你规定的，而应该是属于你自己的。从那之后我才觉得我们女性导演视角的存在是重要的，男女看待世界的视角应当共存，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对世界的认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女性更加关注和思考自己的存在价值，争取在社会上有更强的独立性。李少红在工作中也深有感触：“现在我和很多年轻女导演交流的时候，她们都没有我之前的那种困惑，她们非常自信地知道自己的存在、自己的优势在哪，自己想去创作的那些题材，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应该坚持什么。”

　　从《红粉》到《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李少红一直都在女性题材方面探索创新。1995年《红粉》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杰出成就奖，用女性题材表现时代变迁受到当时西方关注。她说，这也很影响了她以后的创作道路，不管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中都努力运用女性视角进行观察和表达，因此观众会在不同的历史戏《大明宫词》和年代戏《橘子红了》中，都能看到女性内心世界的成长。

　　李少红与张艾嘉、陈冲共同执导的《世间有她》今年9月上映。李少红表示，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还是三位导演都是女性，“我们从自身女性的角度出发，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生活，观察女人怎么处理她的情感和家庭问题。影片多元表现了普通妇女在普通的中国家庭中承担的角色，探讨女性的贡献从哪来，其实是从她们内心而来，这种东西应该珍惜。”(完)

乡村之变如糖入水——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

　　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付秀莹爱自己的家乡，家乡也馈赠她丰厚的文学。她携带着家乡的泥土芳香一路走来，在她的文学田野里搭建起一个充满烟火气息和人间温馨的“芳村”。从《陌上》到《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付秀莹深情地讲述着芳村里的人和事。她讲述的是普通农民日常地过日子。在她的讲述中，芳村里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还有院里的鸡和屋里的娃，都变得生机盎然、活色生香。她先是在《陌上》以主人的姿态热情领着读者来到芳村串门，倾听兄弟姐妹们的唠叨，也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接着到了《野望》，她则是“深扎”到一户人家，陪着翠台一家人度过了一年的岁月。在这一年里让我们看到，乡村人家在新时代精神的润泽下是如何将日子过得越来越精彩的。

　　作家采取的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叙述方式，她的句式是短促的，这使她的叙述很像是在与亲人絮叨唠嗑，具有浓郁的日常性和人际交流的亲切感。不得不佩服付秀莹的叙述能力，她这两部小说都是在讲述芳村的家常事，看似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却是有滋有味。仔细读了付秀莹的小说，才明白这还不完全是由于她的叙述能力强，更由于她对乡村的日常生活有感情、有体会、有思考。付秀莹的思考始终贴着乡村的伦理精神而展开。乡村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血缘和地缘是农民进行人生价值判断的两大基础。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调的乡村伦理精神就像黏合剂一样协调着乡村人际关系。付秀莹在《陌上》这部小说中将此表现得十分充分。而在《野望》中，她则是对乡村伦理精神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她思考的重点是：在新时代和新生活的背景下，乡村伦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付秀莹专门挑选了翠台一家为代表来看乡村的变化。翠台一家是很普通的一家，丈夫根来是一个老实本分且很勤劳的农民，他养了十几头猪，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养猪专业户之一。翠台里里外外地忙着，既要操持好家里的一切，还要关照好公公婆婆的生活。儿子大坡、儿媳爱梨和孙女一家三口和他们住在一起，其乐融融。小说的开头正是小寒节气，芳村的家家户户都在热热火火地准备过年。小说的主人公翠台出场了，她像往常一样吃罢早饭要到她爹那边的院子里去。但她爹的一句话，才让人们了解到，看上去像往常一样的翠台其实心里藏着焦急的事，她的儿媳妇因与儿子拌嘴竟连夜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这看似无非小两口拌嘴的小事，付秀莹却将其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这一切又都是贴着日常生活去写的。一方面，翠台担心儿媳妇一生气不回来过除夕了，另一方面，要请谁去劝她回来才合适也颇费思量。这对一个农村家庭的主妇来说，都是关乎情面的事情。如果儿媳妇过年没回来的话，这会让全家在村里颜面尽失；至于请谁去劝，则涉及关系亲疏、作用和影响的大小等问题。该请的人都请了，翠台还专门去庙里烧了香，但对方丝毫不听劝。翠台正一筹莫展时，儿媳妇却主动打电话给她丈夫，让丈夫接她回家，全家仿佛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大年。回家与不回家，其实背后都是乡村伦理在起作用。

　　说到底，这不过是一桩小家事，付秀莹却将其写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这是因为她懂得滋润乡村日常生活的活水在哪里，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叙述并不令人读来有枯燥感，就在于她顺着这股流淌着的泉水去写，让叙述富有湿漉漉的灵动性。这股泉水其实就是乡村伦理精神。因此可以说，付秀莹在《野望》中延续了《陌上》的主题。但在《野望》里，乡村伦理精神的这股泉水跳荡得更加活跃了，时不时地掀起了小浪花。这是因为农村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断涌入新的材质、新的现象。就像这次翠台的儿子和儿媳闹出的小风波就是因为年轻人有了新的生活追求，他们也不会像长辈那样习惯于在传统伦理要求下约束自己的言行了。付秀莹在这部小说里就是要表现出，当农村面对新时代和新变化时，乡村伦理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矛盾的。乡村生活看上去平平静静，其实不断有新的东西在叩击着人们的内心，让人们内心泛起涟漪。当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新观念、新习俗时，乡村伦理关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人们面对新的东西会“消化不良”的。比如翠台的婆婆看到老牛他娘要听自己媳妇的遣使时，便感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老话如今不灵了。有意思的是，她是当着翠台的面说这句话的，突然意识到给媳妇说这话不妥当，“忙装着往灶膛里添柴”来遮掩过去。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乡村日常生活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老人一边抱怨现在的媳妇不听婆婆管了，一边又不敢在自己的媳妇面前耍婆婆的威风。付秀莹选择翠台这样一位普通农村妇女作为主角，是从细微的角度来表现现实的新变化的。新变化不仅是宏大的工程，而且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之中。翠台这一年来没少经历疑惑和烦恼，大多都与她还不适应新变化有关。她的女儿就令她越来越难以琢磨。比如女儿的手机不让她看，说这是隐私。又比如她本来指望女儿读了大学能留在城市，给全家增光，却没想到女儿表示毕业后要回到芳村，这真让翠台完全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可是，翠台并没有被接踵而至的新东西弄得“消化不良”，这是因为在乡村伦理中增添了很多的“益生菌”，帮助翠台有效地将新东西吸收到日常生活中。这“益生菌”也许是女儿从学校和城市携带过来的，也许是村头那只大喇叭传递过来的，当然更应该是为丈夫养猪分担了风险的合作社政策颁布过来的。“益生菌”让乡村伦理更加完善，也更加和谐。

　　付秀莹在《野望》中的时间设置十分讲究，她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小说的时间节点，演绎了芳村一年的光阴。小说讲述的故事分明是当下现实的，却又模糊了现实时间的具体所指。可以说，付秀莹采用的是芳村特定的时间，一方面，芳村人在心理上还遵循着传统的时间理念，另一方面，芳村的现实又紧随着时代的节奏。付秀莹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去书写乡村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仍然像一条平淡的河水，然而新时代的变化就像糖溶入了水中，我们品一品付秀莹的叙述，就能感觉到丝丝甜味。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